母亲节的回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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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母亲那天有些少有地激动，她告诉我，比起英国的牛津大学，法国的巴黎大学，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，岳麓书院的历史要悠久许多。而她的太曾外祖父欧阳厚均是湖南的历史名人，是岳麓书院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山长，因为桃李满天下而泽被三湘。开坛讲经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江忠源都是他的膝下门生。我当时很震惊，第一次听说先祖竟然是个青史留名的学术大家。心里涌起强烈的自豪感和说不出的惶恐。
　　
　　我知道，这是母亲在给少年的我有意识的激励。
　　
　　再后来，我十五岁，有了自己行走四方的强烈冲动。便天天缠着母亲，想让她同意我在暑假独自去北京的计划。开始她坚决不同意，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并不太平，让十五岁的心肝儿子只身去北京，是万万不可以的。我三天两头采取“死缠烂磨”，终于有一天，母亲叹了口气：“小耀，‘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’，路上要小心。”现在自己为人父母了，回想起来，那时真是年龄小不懂事，下这样的决心很是让她为难和担心。母亲从单位托人在火车上照顾我，又打点朋友在北京安排我的住宿，为我出行忙前忙后。而我顾不上多考虑她的感受，兴高采烈地自己坐上火车去了北京。说来也是幸运的，那年十五岁的我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，每天早出晚归到各个景点旅游，几乎游遍了整个京城。从这次旅行开始，我的内心变得更独立，见识更加广阔，下决心未来一定要到外面的世界念大学，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闯荡。
　　
　　那些年，母亲引领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驰骋，同时，带领和支持我走出盆地、在无疆的国土上开拓着胸襟和视野，她用无边的爱让我明白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男儿志在四方。
　　
　　无形的针线
　　
　　1977年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，挤过了千军万马，我和弟弟同时考上了大学，父亲说母亲高兴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睡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我去了广州读大学。母亲的心仿佛也从四川飞到了沿海，大学四年,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远在异乡的儿子。毕业的那年，我憧憬着未来开始计划毕业后的分配。那时，毕业生都是由学校来分配，谁也不知道会被学校分到哪儿。但我有信心也非常希望自己能进北京的国家部委工作。从小就游遍过北京的我，对到首都工作充满了向往。那里不仅是中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也是人才济济的地方，还是更多机遇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二十出头，年轻、血气方刚，一心要到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去大展宏图。主动去找主管老师，刚跟他说明意图，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